很多塞尔维亚人都认识我，我在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教授汉语和中国文化已经很多年了。我有很多朋友，其中很多都是中国人，他们是我最亲密的朋友。在工作中，我也经常能够认识、结交新朋友，每次美好的相遇，都能让我认识新的朋友，每次愉快的交往，更打开了我们彼此间精诚合作的大门，而一个个新的想法正是这样诞生的。我认为，生活中最重要的——与学习与工作的目的一样——就是创造一些新东西，而这只有和相知的朋友一起合作才能做得最好，正像一支中国歌曲里唱的那样“什么事都难不倒”。

我有两个祖国，一个是塞尔维亚，另一个是中国。有些人会说: “这怎么可能？” 简单地打个比方，每个人都沐浴着父爱和母爱, 因此我的两个祖国就相当于我的父亲和母亲，我对他们的感情是一样的！

而我喜欢上中国，则完全是出于一场不期而至的美丽邂逅。

上世纪80年代时，我得到了去朝鲜读书的机会, 途中经过北京，在中国的首都逗留了两天。那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 虽然语言不通，但是感到一切都很亲切。当时的中国跟今天完全不一样。80年代的北京没有什么高楼大厦，到处都是散发着古老气息的灰色建筑。街上的机动车也不多，自行车是人们上下班最常用的工具，车铃声从四面八方响起，清脆动听，不绝于耳。人们的穿着也远不及今天这样五花八门，风格朴素，式样相似，看得出百姓的生活很节俭。而正是这种朴素的生活气息，让我深深感受到蕴含在中国悠久历史和文化中的精神与传承。

与中国的第一次邂逅，就给我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   

离开北京时我就下定决心，我以后的生活和工作一定要与中国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是我青年时代的梦想。

那时我中学刚毕业，也是第一次漂泊异乡，我作为前南斯拉夫第一个前往平壤的留学生，就读于金日成大学。 

到了朝鲜后，又有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等待着我。在平壤，我认识了很多中国留学生，其中还有北京大学的教授。刚到平壤，朝鲜语我一句也听不懂，一句也不会说，而中国的老师们成了我的好朋友，让我感到不再孤单，其中我跟张敏老师的关系最密切，她是我最要好的朋友。

一年后，通过自己的努力以及北大朋友的帮助，我成功地转学来到北京大学东方语言系学习。那时侯, 我觉得我成为了世上最幸福的人。我的梦想实现了！ 从那时起，我觉得自己有两个祖国，北大也就成了我的美丽的第二个家。

在北大留学的时光, 是我走过的最幸福、最愉快的一段人生旅途。

北大的学习条件非常好。老师讲课很有意思，内容十分丰富，这也激发了学生们浓厚的学习兴趣。学生有很多与老师交流讨论的机会，这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学习的主题。

特别让我感动的是,老师们在课余时间还会抽出时间到宿舍去看望我们,了解我们的学习情况,为我们答疑解惑。

北大经常会组织各种各样的文娱活动,比如看电影、郊游、运动会等，当时一些著名的国家排球队员也会来参加友谊赛。在我留学期间，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工作人员来北大挑选学生演员，出演电影中的一些角色。我有幸被选中参演电影《女大学生宿舍》中的一个配角。让我喜出望外的是，我们几个留学生到了电影厂后，有人对我说：“啊，你打扮得很好，你是少数民族吧！”一听这句话我就乐了，他们把我当成是中国人了呀！还有一次拍摄令我难忘。当时北大要拍一部纪录片，于是请我办一场生日派对。那真是一场无比尽兴的派对，我的老师、朋友们都来了，在欢乐的氛围中，拍摄自然也是水到渠成。

北大的环境优美，让我感到很舒适。未名湖是北大校园里最美的地方，也是我最喜欢的地方。我经常到那儿去散步、读书, 在湖边写下了不少文章。未名湖畔好读书。我深知，来这里念书是很多学子的梦想。

北大的校园氛围也很好。北大勺园大楼就像一个 “小联合国”，因为在这座留学生楼里，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都住在一起，其中也有一些是中国学生。尽管我们的专业各不相同，但彼此间都很熟络，平日里都打成一片。聚会让我们相互了解到彼此国家的风俗和生活，同时我们也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更好地了解中国。北大有一种让我们彼此团结在一起的凝聚力，这让我们建设了一个 “和平友爱的小世界”。

无论是对于中国学生，还是对于我们留学生来说，北大的学习经历都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它在我们的人生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使我们后来的生活和工作受益良多。北大的教授们向我们展示了勤勉的工作态度以及对工作的热爱。而作为学生的我们也十分乐于聆听教授们表达的真知灼见。能够成为北大的学生，我们深感自豪。或许我们并不相识，但是无论我们身在何地，只要知道我们都是北大的学生，那么我们就会有一种毫无隔阂的亲切感。

作为北大东方语言文化系第一个学习朝鲜语的外国学生，我当时的生活条件比其他学生要好一些。我的老师都很关心我，像韩振乾教授、沈定昌老师、张敏老师、崔应久老师、尹新淑老师、安炳浩教授等、李先汉老师，他们不仅是我的好老师，更是我的好朋友。 

留学时，我们所有的学生一直承蒙各位老师的关心和照顾。我非常感谢北大老师在本科四年中给予我的帮助，特别感谢东方系的各位老师。东方系的老师讲课生动而有条理，跟我有许多互动交流，他们特别关心我，也很喜欢我这个来自遥远的前南斯拉夫的朋友。其中一些老师是朝鲜族，除了语言，他们还会告诉我朝鲜族的风俗习惯、汉族与朝鲜族的差别等等,此外他们还介绍自己的亲戚朋友给我认识，和他们的交往让我感受到他们的真诚。  

张敏、沈定昌老师、韩振乾老师是我在朝鲜留学时就认识的老朋友，所以我们彼此间关系很密切。张敏老师，沈定昌老师和崔应久老师原来就住在北大，所以我们见面的机会很多。不夸张地说，我们的关系就像亲戚一样，一有什么新鲜事，我就马上跑到他们那儿一起分享。

短短的时间里发生了很多事情，先是我的朋友沈定昌老师结婚了，不久张敏老师也结婚了，后来两个家庭都有了可爱的孩子。而我们在一起却也像一个大家庭，所有的节日都在一起过。我非常尊敬他们，也很感谢他们，感谢他们把我看做自己家庭中的一员，与我共享生活中的喜悦。

四年幸福的学习生活可以说是一眨眼就过去了。

毕业让我感到高兴,但也让我难过。回贝尔格莱德的时间越来越近，离开朋友,离开老师的心情，让我心如刀绞。

于是我选择乘火车回贝尔格莱德，这样至少可以让我尽可能慢一些地离开中国的土地。

出发的日子到了。很多朋友和老师到火车站送我。火车缓缓开动, 我隔着窗子和他们挥手告别。在心底里，我真的不愿意离开北京与北大。那时我真希望出现一个神仙，把我永远地留在中国。我满含泪水的眼睛,模糊到看不清同学和老师,只能依稀望见他们的影子。他们也不断地在揉眼睛, 我知道他们心里也很难过。

很遗憾,我盼望的神仙没有出现。火车越开越快……这是我生命最难过的时刻之一。

实际上，我并没有离开中国与北大。朋友和老师的友情、美丽的北大，都已永久地驻留在我的心里。

1989年12月25日，我在贝尔格莱德成立了 “东方之家” 俱乐部，开始教塞尔维亚人汉语，介绍中国文化，和朋友们分享自己在中国的见闻。“东方之家” 这个名字饱含着我对北大的思念，因为北大就是我在东方的家。

我知道，中国有很多企业、机构、酒店的名字以东方命名，比如东方航空、东方卫视、东方银行、东方之家酒店……但它们的名字肯定和我的东方之家不是一个意思。每次东方之家搞活动的时，我都会想起北大。

成立27年来，东方之家不断发展扩大，从最初的俱乐部，成长为今天的协会。我丈夫高澜是东方之家协会的主席，他怀着莫大的热情，领导协调着协会的各项工作。 

在过去的 27 年中，我们举行了丰富多彩的活动。每次活动我们都会认真准备，不仅活动内容都是原创，活动的主题也是精挑细选出来的。简而言之，很多塞尔维亚人正是通过东方之家了解了今天的中国，以及她的历史、经济、政治、文化、风俗习惯、语言……。同时，我们也致力于向中国百姓介绍塞尔维亚的方方面面，所以东方之家就是中塞两国友谊的桥梁。

多年来，东方之家与塞尔维亚的文化和教育机构开展合作，并与中国的很多机构建立合作关系，不断丰富了活动内容，提高了合作水平。

东方之家多次组织中塞青少年参加两国间的各种文化活动，并以此促进了两国青少年间的交流和友谊。通过东方之家的不懈努力，中国和塞尔维亚的一些城市结为友好城市。

东方之家与上海市的很多机构都保持着长期的合作关系，比如，与上海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上海图书馆间的成功合作已经长达十二年之久。此外，七年前，东方之家还与贝尔格莱德大学的经济学院、法学院及大学生城文化宫合作，在上海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上海图书馆的支持下，在塞尔维亚启动了 “上海之窗” 文化合作项目。通过整整七年的发展，该项目如今已成为塞尔维亚人了解中国文化的窗口，以及贝尔格莱德大学生们学习汉语的平台。

此外，东方之家还与河南省及郑州大学有着长期的成功合作。

东方之家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从2002年起合作，在塞尔维亚成立了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塞语听众俱乐部，同时我们还通过各种活动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业务进行推介。 

诚然，在过去的日子里，东方之家在一些项目的实施上并非一帆风顺，但我们始终坚持不懈。如果我们的努力能够为丰富中塞两国的合作贡献一份力量，那我们将感到无比荣幸。

作为东方之家主席，高澜曾荣获上海市政府颁发的白玉兰奖，这是对他多年来工作的褒奖，也是对东方之家多年不懈努力的认可。

另一份殊荣则来自于2014 年12月李克强总理访问塞尔维亚，我很荣幸受邀与李总理见面，并进行了简短的交流。他对我的学生学汉语和中国文化的情况非常感兴趣，还问了很多关于东方之家举办活动的情况。李克强总理也毕业于北大，当年我留学的时候他是北大的研究生，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还是校友。

是的。这就是北大留给每位学子人生中永恒的印记。无论我们身居何职，无论我们来自何方，只要提到北大，它就仿佛有种魔力一般，让我们相互吸引、彼此接近。而我们这些从北大母亲的温暖怀抱中走向五湖四海的学子，对母亲的爱和哺育之恩，永远心存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