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秋，19岁的穆斯塔法·萨法日尼（Moustapha Saphariny）正在戈兰高地前线同以色列军队作战。一天清晨，他收到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阿拉法特的信，信中要他立即前往大马士革的法塔赫总司令部，却并未说明缘由。于是，两天后，一头雾水的穆斯塔法走进阿拉法特的办公室，他万万没想到，阿拉法特主席要告诉他的是：你将被派往中国学习政治和军事。

“听到他对我说‘你去中国’的时候，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真是太高兴了。”穆斯塔法至今对当时的情形记忆犹新，“我可以说是热血沸腾，恨不得马上就到中国，去学习更多的本领，以便回来后为巴勒斯坦民族解放事业做更多的事。”

这次政治和军事培训结束后，穆斯塔法重返战斗前线，然而，很快，他又因新的机缘再度来到中国。1970年，他在黎巴嫩南方遭遇以色列飞机轰炸负伤，不适合继续留在前线，阿拉法特便安排他到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驻北京代表处从事外交工作。起初，习惯了在战场上真枪实弹打仗的穆斯塔法并不喜欢办事处的工作，他申请回国参战，却没得到批准，只好呆在北京。就在这个时候，借一次参加中方举办的国庆招待会的机会，穆斯塔法见到了周恩来总理，周总理的一番话使他的思想发生了转变、甚至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参加国庆招待会时我还不懂中文，由我们代表处的翻译人员帮助我。当时我正准备回到前线，在给我的领导的信中，我说中国很友好，但我不习惯，我不会说中国话，不想当外交官。”穆斯塔法讲述道，“周恩来总理走到我所在的那张桌子前面，通过翻译得知我想回巴勒斯坦前线去，就对我讲，你应当利用在中国的机会深入地学习，学习语言很重要，中文可以作为连接中国和巴勒斯坦两个国家、两个民族的一座桥梁。”

正是在周总理的鼓励下，穆斯塔法决定留在中国，一边工作，一边努力学习中文。通过与中国教育部取得联系，1971-1975年，他进入北京大学学习中文，1976年又学习了一年历史，但不是全日制的，而是“半工半读”，需要往来于北大与巴解组织办事处之间。“北京大学位于北京西郊，距离三里屯有18公里远。每天清晨，我骑着自行车从三里屯东三街2号到北大。”穆斯塔法笑着回忆说，“当时我年轻、精力充沛，空气清新，也没有交通堵塞，我骑车一路畅通无阻，嘴里哼着不知名的小曲，脚下生风，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到北大了。”

穆斯塔法开始学习中文时没有任何基础，他很感激当年教过他的郭振华老师：“郭老师教我的时候是非常用心的，甚至可以说是想尽了各种办法。”他还记得一件趣事：郭老师教他认“我”字，在解释“我”的意思时按照中国人的习惯指指自己鼻子。结果，穆斯塔法却误以为鼻子就是“我”。于是，过了几天，郭老师考他“我”是什么意思，穆斯塔法便回答说是鼻子，惹得郭老师连连苦笑。

不久，为方便穆斯塔法学习，学校给他提供了一间宿舍，就在北大南门附近的26号楼。当时这座楼二层住的是越南和朝鲜留学生，一层住的是阿尔巴尼亚和东南亚其他国家留学生，穆斯塔法是全校唯一一名来自阿拉伯国家的留学生，住在三层。

在北大读书期间，穆斯塔法还参加了学校组织的社会实践活动，深入了解中国人民。他曾多次到山西大寨，和农民们同吃同住，和大寨领导人陈永贵进行劳动竞赛。他去过东北大庆油田参观学习，对“铁人”王进喜印象深刻——“说来也巧，由于我在游击队里能吃苦，打仗勇敢，阿拉法特主席一直称我为‘铁人’。”穆斯塔法介绍说，“所以，我对王进喜有一种特殊的崇敬之情。”穆斯塔法一直觉得，在北大这段时间是他人生中的一个转折点，参观工厂和人民公社使他锻炼了中文口语和听力，也结交了许多中国朋友。

不过，最令穆斯塔法难忘的，还是他的“燕园之恋”。进入北大不久，穆斯塔法听说燕园又新来了一些外国留学生，其中有位老挝姑娘非常漂亮，名叫索拉达。他清楚地记得，1972年8月的一天，他骑车从三里屯回校，刚进南门，就看见一位秀发几乎垂到脚跟的姑娘朝留学生食堂走去。直觉告诉他，这就是那位传说中美女！为了接近索拉达，穆斯塔法向食堂的师傅打听她的情况，设法与她同桌吃饭。索拉达初识穆斯塔法，见他留着长长的胡须，很显老，就称呼他“叔叔”。穆斯塔法一听，赶紧跑到理发店把胡须剃掉了，回来后对索拉达说：“以后别叫我叔叔了。”索拉达笑了。就这样，两人熟悉起来，慢慢成了情侣。

“我们经常在晚饭后相约出来散步，一边交谈一边向五四操场走去。有时候，她轻轻地哼唱电影《闪闪的红星》的插曲《映山红》，而我则用粗嗓门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和《东方红》。”穆斯塔法回忆说。不过，他们的爱情道路并非一帆风顺，起初，阿拉法特主席和索拉达的父母都不同意两人相恋，后来，他们千方百计说服了家人、甚至两国政府，终于走进了婚姻的殿堂。对穆斯塔法来说，未名湖边的每一棵树、每一块石头，湖里戏水的鱼儿，枝头驻足的鸟儿，都见证着他们忠贞不渝的爱情。两年后，穆斯塔法和索拉达的第一个孩子琳达出生了，他们也时常带着孩子到未名湖畔去感受他们恋爱时的美好和幸福。

1976年，完成在北大的学业后，巴解组织安排穆斯塔法出任巴勒斯坦驻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大使。1982-1992年出任巴勒斯坦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使，1984-1989年又被阿拉法特任命为柬埔寨问题特使。尽管如此，穆斯塔法从未中断与北大的联系。从1978年起，他开始在北大国际政治系攻读硕士学位，专修国际关系，1984年毕业，硕士论文写的是中东问题。1988年，他又开始在北大国际政治系攻读博士学位，师从赵宝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是柬埔寨的战争与和平问题。

在北大校园，人们亲切地称穆斯塔法为“老穆”。对“老穆”来说，中国就是他的第二故乡，而北京大学则是这个第二故乡里最值得留恋的地方。在北大电视台为他制作的纪录片中，他谈道：“无论从我个人的角度还是从家庭的角度，北京大学的意义都不一般。我最初到这里来的时候，脑海里除了打仗和打游击，就是一门心思要解放自己的国家。在北大学习了这么多年之后，我逐渐认识到，解决巴以问题可能有比打仗还好的办法，主要是要有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也就是通过磋商、对话来处理这个问题，所以我改变了以前的看法。正是在中国和在北大，我认识到了武力不一定是解决国际争端的唯一方式。”

1991年，穆斯塔法从北京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92年即出任巴勒斯坦驻华大使，在这个职位上一直工作到2002年。十年间，他为巴勒斯坦问题的和平解决、为推动阿拉伯世界与中国的关系做出了卓越贡献。其中最令穆斯塔法自豪的几件事，包括同其他阿拉伯国家驻华使节一起重新启动了阿拉伯文化新闻委员会的工作、促成中国领导人首次访问巴勒斯坦、倡导建立中阿合作论坛等等。

任驻华大使期间，穆斯塔法还坚持到北大来，给外院阿拉伯语系的学生上课，起初是每月一次，后来是每周四节课。授课内容主要是中阿关系，一切有利于推进中阿关系的话题都是他讲课的重点。穆斯塔法对他教过的学生充满期待：“无论到哪里，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和阿拉伯国家的相关部门或企业打交道，所以说他们都是将在未来中阿关系各领域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桥梁和骨干。”近年来，令他欣慰的是，在一些外交场合，特别是与中阿关系相关的活动中，他经常能见到北大培养的阿拉伯语翻译陪同在中国领导人身边。这些北大毕业生看见穆斯塔法，就会打招呼说“老师您好”，每当此时，穆斯塔法都特别感动，也特别骄傲。

早上六点半起床，七点半到北大，通常要比学生早来半小时，上午的课一直讲到中午十二点——如今，年近七旬的穆斯塔法已经退休，但他在北大的教学仍旧“停不下来”。他说他很喜欢中国驻阿拉伯国家的老一辈外交官，他希望现在的阿语学生将来也能像这些老外交官一样，成为真正的中阿友谊的使者，而他自己愿意为此倾尽绵薄之力。

（本文由北京大学校报记者王紫微根据孔寒冰编著《中国，我的第二故乡——巴勒斯坦前驻华大使穆斯塔法·萨法日尼口述》一书整理而成）

整理 | 王紫微

编辑 | 张守玉

（本文原载于北京大学校报1454期二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