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采访这样一个优秀非凡的异国同龄人，我很有些忐忑。专业不同、国籍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用什么语言和他交流，这都是问题。尝试性地用中文发短信给他，得到的却是流畅又准确的书面回复。为了方便沟通，刘泽思邀请加我为微信好友，然后用洋气的京腔和我聊天，与他相比，羞愧于自己满口山东梆子的我，只好以打字的形式回复他那带有磁性而好听的普通话。
        见面安排在了静园草坪，天气炎热，但刘泽思却穿着学位服，露出打着领结的白衬衫领边。他说，他还想认认真真地在北大拍些毕业照，跑了很多地方：图书馆、燕南园……我们找了一方石凳坐下，随着交谈的深入，我渐渐开始了解他眼中的中国，他眼中的中式教育，他眼中的北京式生存压力，还有他眼中的博雅之塔未名之水。
 

        “百度”搜索“北京大学刘泽思”，会发现，曾经的他有过很多关于中国教育的尖锐观点：
        无论是群众还是政治家，在讨论怎么改善高考之前都需要调整自己对改革结果的期望值：单凭高考改革解决考生压力过大这一问题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一说到中国的高考改革，一些制定教育政策的官员总是言必称英国、美国？中国有13亿人口，2000多所高校，美国、英国有多少人口？他们有多少所高校？他们的情况可以进行面试，中国可以吗？
        我们吃的是农民的粮食，住的是农民盖的楼，为什么不能保证他们的公平？没有金融家，我们可以活下去。但是没有农民，谁能活的下去呢?他们才是国家的根本。
        农民不仅仅是个数字，他们是活生生的人，不仅仅有才华，也有理想。他们可以不满足自己的理想，但是国家一定要给他们一个机会，哪怕这个理想很遥远，但是一定要有一个公平的渠道，让他们去实现自己的理想。
        增加高考的主观性，可能发掘出不善于应试的人，但是还会有另外一个后果，就是农村学生很难被发掘出来。
        ……
        为了更好地了解中国的教育现状，他还跑到国家级贫困县宁夏西海固进行调研。看到“教室除了凳子、桌子和灯，其他什么都没有，甚至连窗户玻璃都没有，100多个孩子每天早上五点多就要起来读书，一整天的时间，除了看书，孩子们就吃一个馒头，喝点水”这些状况后，更是发出了“制定中国教育政策的官员们，最好少跑美国、欧洲，多跑跑西海固”的言论。
        暂且不论他对中国教育的观点是否正确，是否成熟，但北大自由与济世的情怀在他这儿表现得淋漓尽致。我们就是这样，北大的精神就是这样，为自己的权益而争，为他人的权益而争，为自己看来是值得的事情而争，不胆怯，不计较！
        现在的他比起当年来成熟很多，并在毕业典礼上说，北大几年，最重要的让他从一个聒噪的“愤青”变成了一个成熟的“法律人”。我想，这种转变只有在北大才能做到，“兼容并包”的文化和氛围尊重并成就了一个个意气风发的少年。

    眷恋北大，难忘师恩。
 

        谈到北大，他最强烈的情感是震惊与感激。
        震惊源于师资的强大，他有一门课的老师是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致公党中央原主席罗豪才先生，他曾每周都亲自给博士生授课，另刘泽思最难忘，他说这种教学模式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德国都是旗帜鲜明的“北大特色”，让他非常吃惊。


        为什么要感激？他说，自己在这个学校、在这个学院里得到的比自己付出的要多很多。学位不过只是收益中的一小部分。更重要的是自己从“愤青”到法律人，或者说从唠叨者到辩论者的蜕变。他感恩于自己的老师——姜明安先生，并用“导师”、“恩师”和“朋友”的称呼提及他。他说：从老师的身上学会了要敢于表达自己的观点，要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不折不扣地坚持自己的信仰和理念。但同时也要接受甚至预测其他观点，并对自己的理论进行不断的自我改进。他告诉我们，这就像古罗马谚语说得那样：听取和参考双方观点才可能是个好法官。他说，在北大的五年学习使他离这一理想状态近了很多。
        他还幽默的提到，除了法学博士之外，他还有了一份额外的收益，就是湖南话。当他刚刚入学的时候，很难理解导师带有湖南口音的普通话，只好第一年专修湖南话，目前合格的除了学位证，他还希望获得湖南话听力基本资格证书。
 

立足中国，放眼世界
 

        谈到中国，谈到北京，他说自己出生于1982年,属于人们常说的“80后”。这一代生活在北京的外国人，经常会有一种很有意思、但同时也很不谦虚的错觉：北京这座具有三千年历史的古都与我们一起成长起来了。他很小就来过北京，对当年的北京记忆是：三环路尚未修通，路上看到一辆汽车的感觉好比今天看到一辆兰博基尼；朝阳公园、中关村等地方买不了房子的原因不是房价过高，而是根本就没有房子，仅是一片荒地。
         随后中国开始了其从落后国家到世界强国的历史性转变。北京环路等其他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高楼大厦的不断增建、以北京汽车等企业为代表的工业迅速发展、GDP屡次翻番等现象在他的眼里属于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并笑称：GDP翻番，我身高也翻番，大人开始开车，我也开始骑自行车。
        从法律的角度看，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中国法制建设尚不够完善,但经过近30年的努力,中国已经陆续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等重要法律依据，大力完善行政法领域的立法基础，法治国家建设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他还说道，有一些人看到我会有些诧异或者说新鲜：怎么还有德国人来这里读中国法学博士？他毕业后准备干吗？他认为这种新鲜感有些不妥，十三亿人的人口、全球第二高GDP、人类历史上鲜有的社会和经济转变：这一切对法制、对法学，尤其是自己的专业，行政法学，构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亟待解决的新颖问题。中国的情况是全世界最值得法律人研究的。他还引用了美国歌手Frank Sinatra曾经针对纽约唱的一句：“If I can make it there, I’ll make it anywhere”。把这句话沿用到自己的专业上，他的解读是：能够适应中国情况的法学家在无论什么地方都是一个好法学家。他坚信：“像我这样面孔的博士生以后只会多不会少，大家就慢慢习惯吧！”
 



 

        

        目前刘泽思对中国很熟悉，有很多朋友，生活得也十分惬意。他认为接触的中国教育与德国的教育并没有明显的差异。博士生需要做科研、发论文，但我觉得这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并不困难。找工作，也没有经历波折，很容易就找到了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自己坚持来北大，源于这里一流的教学，一流的师资，一流的同学。工作与专业并没有太大关系，但我喜欢科研，我想以后还是会参加各种类型的研讨会。” 
        通过这次非常简短的交流，让我见识到了一个热爱生活，热爱科研，同时爱着北大的留学生。熟悉中国，所以选择中国；热爱法律，所以选择法律；崇尚北大，所以选择北大。或许正因这份简单，正因为总是听从自己内心的选择，刘择思才会学有所成。